(译自 Thomas L. Petty  How We Discovered Acute Re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m. J. Respir. Crit. Care ed.2001;136:602-603)

我的工作是从进入克罗拉多大学医学系拥有一台价值2500美圆的血气分析仪和250平方英尺实验室开始的。使我难忘的是1964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我终于掌握了adiometer血气分析仪上装配的Clark 氧分压电极和Severinghaus 二氧化碳电极的使用方法。在这之前我已经学会了计算二氧化碳分压的Astrup张力方法和测量PH的电极方法，在动脉血气分析中使用过美国的Optical Oximetr测定氧饱和度。那是我完成见习住院医师成为肺内科成员不到2个月时间的事情，当时Dave D Ashbaugh当外科住院医，我是内科住院医。由于全面掌握了血气分析技术，使我们俩人克服了以前不知如何对待偶然遇到的急性呼吸窘迫的难题。早先我们治疗急性呼吸衰竭都是使用那些通气量很低的呼吸机，其中包括Drinker tank 负压呼吸机、Bird 和 Benett IPBB呼吸机等，那时我们就急需有一台血气分析仪，能作血气动态监测，现在终于令人满意地得到了。

稍后，我成为Colorado大学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分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1965年新建的Colorado 总医院开展呼吸疾病治疗护理服务，当时没有只作治疗而不作护理的呼吸科疾病的专门医生，氧气是通过老式的“中央供氧管道”提供。呼吸疾病治疗护理服务开展后收治的第一个患者叫 Earl，是一名肺气肿患者,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病情逐渐加重出现了急性呼吸衰竭。Dave和他另外两位同事Levive 和 Beglow在呼吸病医治疗护理服务开张时加入进来，我们四名医生共同合作，Dave做气管切开，Levive 和 Beglow 把Earl连到了Bird MarkVII呼吸机上，我本人整晚作血气分析。最后，Earl从急性呼吸衰竭中恢复过来。

那年秋后，我们试图起用所有的可利用资源，Dave在库房里找到了1954年生产的Engstrom 老式麻醉/呼吸机，我们俩阅读说明书后，仍然不懂安装在呼气管道上的呼气停顿控阀是什麽用意。一天夜里，Dave被叫来在外科监护病房给一位机动车事故的患者做监护，患者双肺浸润、发硬，治疗中，Bird 和 Benett压力往复式呼吸机都不能使患者得到充分的肺通气量。出于无奈，Dave使用了Engstrom，它是一种容量控制式的呼吸机，有很高的使肺膨胀的功能。由于动脉血达不到充分氧和，Dave将呼气末压力设为10厘米水柱，我再做血气分析时发现通过这种操作，病人氧和功能明显改善。48小时后病人死于低氧血症，尸检发现双肺肝样变，各重1000克。

事先得到系主任Gordon Meiklejohn的同意　1965年2月23日，我转到了一家新的大学医院工作。那里的工作条件更好，宽敞的实验室，对门就是有12张床位的内科ICU，楼上则是外科的ICU。我把Radiometer血气分析仪和所有的呼吸机都带去了。当天开始，每天7：30分钟我们要对内外科的ICU进行厉行察房。有护士Louise M. Nett, R.N.加盟，Susie Tyler白天操作血气分析，其他人员晚上操作。Dave,及其同伴 Susie、 Louise和我每天在班后都在实验室里讨论每例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的临床和生理状况。

Dave和我还有一例病人，由于肺硬变太重，使用压力往复式呼吸机不能使其充分通气，但我们还不得不更多地使用这种设备，因为Dave喜欢在开胸术后使用Engstrom，Engstrom很少有空闲作为其他应用。

后来Michael M Finigan以1965年第一批伙伴的资格加入我们的队伍，他在隔壁的呼吸监护室中监护一例急性胰腺炎患者，该患者得不到充分的氧和。Mike过来找我想办法，我帮助他首次使用了Engstrom，“这个旋扭有什麽用处？”Mike问，我说“它可能是有用的，Dave在几个月之前使一例胸挫伤的病人改善了氧和功能” 然后我将呼气末压力调到10厘米水柱，（那时我们将这种连续正压呼吸叫做CPPB）眼看着病人由紫绀戏剧般地变为健康的樱红色，血压改善。“还得再做血气分析”我对站在那里吃惊的Mike说。经过这一简单的操作，PO2由44毫米汞柱上升到125毫米，通气30分钟，我们决定停止通气，病人再次变为紫绀，PO2回到45毫米汞柱，再次通气PO2上升到135毫米。几天以后病人死于顽固的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尸检发现病人的两肺很重，肺泡塌陷，透明膜形成。Bernie 和Levine 测定了从肺流出来的泡沫性液体的表面张力，发现表面张力明显升高，提示表面活性物质低下，第二份标本测定显示肺表面活性物质发生异常。

几天之后一个寒冷的星期六的早晨，我和Dave在街上散步，谈到该例病人和先前他给用正压通气的那例创伤病人，我们认为“这两例病人虽然好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我俩一致认为最大的相同点是突然出现弥漫的通常是对称的肺浸润，是发生在看来与肺无关的灾难之后，肺部变得僵硬，氧和困难。

具有同样临床特征而活下来的第一例病人是一个15岁的机动车事故后出血性休克患者，与先前两例一样也是双侧肺浸润，呼气末压设在40—50厘米水柱，随着呼气末正压呼吸进行，动脉血氧分压很快提高。很快我们已经有了12例这种病人，是从我们呼吸疾病护理治疗服务开展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发生呼吸衰竭需要人工通气的272例病人中选出来的，这12例病人都有由创伤、休克、感染和出血性胰腺炎引起的肺损伤。由于他们都有对称性的肺实变，需要较高的膨胀压进行通气。呼气末正压改善氧气从肺到血液的跨越。所有死亡的病人都有肺透明膜形成，生存的病人都获得完全或几乎完全恢复。一天的早晨我和Dave还有其他伙伴们坐在实验室里，我们自问，这些急性呼吸衰竭的病人跟其他需要机械通气的呼吸衰竭病人有何不同。由于与我们以前知道的婴儿呼吸窘迫综合症极其相似，我们将这12例及其中5例生存的经验写成文章，骄傲地寄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因为Dave最先使用呼气末正压通气改善了氧和功能，由他荣任第一作者。我们的报告很快带着尖刻的批评被退了回来，理由是呼气末正压通气降低静脉回流，减少心排血量，意思是“只有傻瓜才做这样的蠢事”。然后我们把文章又送到“JAMA“，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再送肯定遇到同样的审稿人，Dave很生气，把稿件寄到“Amercan Journal of Surgy”美国外科杂志”，此刻受到些信任，审稿的外科医生很欣赏我们的发现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的名称，但还是被退了回来。绝望中，我们把文章送到“柳叶刀”杂志，不到两周得到回音，赞扬我们的发现很重要，将以头条领衔文章发表（Ashbaugh DG, Bigelow DB, Petty TL  Levine BE: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Adult Lancet 1967;2:319-323）。当我们的ARDS文章首次被接受时，我们感到它并不可能得到大张旗鼓地宣扬。

文章的发表从时间上看很幸运，因为在越南战场上救治伤病员的一位外科军医读到了我们的文章。很快，这位外科医生在我们系（a Rear Admiral in the Navol Reserve organnization）的Ben Eiseman昌导下计划一次急性肺损伤会议，会议于1968年5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由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和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主办。 Dave， Henning Pontoppiadan 从 Boston 来，我是一名普通与会者，会议上我报告了21例ARDS的治疗结果，用PEEP的14例存活10例，未用者7例存活2例。使我们尝到了PEEP改善急性肺损伤病人动脉血氧和功能的作用的甜头。遗憾的是，这不是正规的临床试验研究，回头看我们的经历，我们从来没有在不使用PEEP的情况下治疗过ARDS。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作过对照性临床观察来判别PEEP是否提高病人生存率，可能就是我作的那一份（Am. Rev. Respir. Dis. 1988;138:475-478）还算吧。

当然，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在恰当的时间站到适当的位置上了。后来我们有了现代的血气分析技术，我们通常是自己亲自做血气分析。但是我们还不理解ARDS与COPD发生的急性呼吸衰竭、手术后期的肺炎、支气管哮喘、神经疾病并发的呼吸困难到底有什麽区别。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没有被习惯思维而束缚，我们向教条思维发起挑战，乘坐我们自己的裤子飞上天。向往常一样，我们还是内外科医生一起工作。